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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簡易程序的立法修改的幾個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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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14日,第11屆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簡易程序的規定作了大幅的修改調整,在適用范圍、條件及庭審模式、方法等諸方面均有重大的發展變化。新構建的簡易程序迎合司法實務的需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聯合制定的《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兩個司法解釋文件的有關規定及其多年來實施中的有益經驗,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簡易程序的立法修改,無疑取得不小的進步,對司法實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從司法實務層面而言,亟須對即將付諸實施的立法條文作出更全面完整的理解和解釋,在立法既定的框架之內用好法律,辦好案件,并盡可能地在實務中彌補立法的疏漏和不足,“必須在確保案件質量基礎上,同樣重視、更加重視審判效率問題。要依法用好用足簡易程序,……實現公正與效率的有機統一。” 〔1 〕
  一、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的擴大和實務運作
  本次立法修改,極大地擴大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即不再限于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而是將適用范圍擴大到了“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案件,這意味著,除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案件以外,凡判處有期徒刑的案件,無論15年,抑或數罪并罰超過15年的,均可適用簡易程序。其適用范圍之大、可判刑期之高,是超乎常規的,堪稱世界之最。
  按照國際上的通例,簡易程序基本上限于適用簡單的、輕微的刑事案件。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學協會第15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法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23條指出,除嚴重犯罪不得實行簡易審判外,“關于其他犯罪,立法機關應該規定實行簡易審判的條件,并且規定保障被告人與司法機關合作的自愿性質的方法”,并建議:“簡易審判只適用于輕微罪行,目的是加快刑事訴訟的進行和向被告人提供更多的保護。”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簡易程序中,不允許判處剝奪自由一年以上的刑罰或者科處矯正及保安處分。”日本刑事訴訟中的簡易公審程序,也僅適用于一年以下短期懲役或監禁的犯罪案件。我國澳門特區刑事訴訟法中的簡易訴訟程序適用于“可處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三年徒刑即使并科罰金之犯罪”案件。我國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簡易程序基本上也限于適用輕微案件,即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以及大部分自訴案件。而新法將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幾乎擴大到了極限。其長處是可選擇性、機動性大,適用率高,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短處是實務中簡易程序過當、過濫適用之風險及司法公正受損之風險也難免隨之增強。
  筆者認為,新刑訴法的這一重大突破,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簡易程序的變異,既不同于大陸法系傳統的簡易程序,又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認罪答辯程序,也不同于司法實踐中試行的“普通程序簡化審”,而是三者的融合。因而在司法實務中,為具體運作方式留有較大的空間。在新刑訴法實施后,審判程序如果仿效原有簡易程序進行,或者借鑒認罪答辯程序進行,抑或參照“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行,只要與新法的條文規定不存在明顯沖突,均可視為未超越法律許可之范圍。
  但就適用范圍而言,仍需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堅持效率與公正均衡原則,尤其對于嚴重犯罪適用簡易程序,須持謹慎態度。新刑訴法雖規定“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認罪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且對有期徒刑的上限沒有限制,因此在理論上而言,不排除適用于一切嚴重犯罪。但在實務運作上,仍應有所保留為妥。從社會效果看,所有嚴重犯罪特別是惡性犯罪如搶劫殺人、恐怖犯罪、黑社會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等都適用簡易程序,均有失于法制的嚴肅性、威嚴性。并且對罪該判10年、15年的重大刑案,以簡易程序審判,也有“草草過場”之嫌,缺乏程序的嚴密性和公正性。我國臺灣地區為避免通常審判程序之繁瑣,提高審判效率,曾于2003年在“刑事訴訟法”上增設了不同于原簡易程序的簡式審判程序,也對被告認罪案件采用簡化審,雖然其適用范圍也有很大擴展,但仍有明文規定“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排除適用簡式審判程序。〔2 〕我國臺灣地區還于2004年吸收改造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在刑訴法上增設了“協商程序”,法院對認罪案件可以不經言詞辯論,于控辯雙方協商合意范圍內作出判決,但實際處刑,仍以宣告緩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3 〕這種對重罪、重刑案件慎用簡易審的精神,可以為司法實務參考。我國新刑訴法第209條規定,“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不適用簡易程序。筆者認為,司法實務在考量具體嚴重犯罪是否排除適用簡易程序時,可以此規定為依據,作出自由裁量。
  二、簡易程序庭審方式的轉變和實務運作
  本次立法修改也促成了庭審方式的轉變。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審判組織由獨任制改為由獨任制和合議制并舉。新刑訴法規定,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既可以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也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案件,則一律由合議庭進行審判。另一方面是檢察院必須一律派員出庭。按照1996年刑訴法的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時,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新刑訴法為了加強檢察機關對簡易程序的法律監督和保持訴訟結構的平衡,對此作出重大修正,強調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分別由獨任審判或合議審判,適合案件輕重、難易程度不同的實際需要,體現程序的層次性、多元性。但新法在劃分獨任審判和合議審判的具體界線及運作程序方面,尚欠缺進一步的明確規定,在實務中全憑法官自由裁量,難免在具體操作上的不統一、不平衡。簡易程序動用合議庭審理和要求檢察院一律派員出庭,對于保障程序和實體的公正具有無可爭辯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于

判重刑的案件來說,更有其必要性。但相對來說也增加了司法資源的投入,可能與簡易化的初衷要求發生沖突,一定程度上也影響簡易程序減負作用的充分發揮。例如,“在最高檢2008年的一份調研報告中顯示,簡易程序檢察機關派員出庭率不到3%,而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在整個刑事案件中占到40%左右”。 〔4 〕新刑訴法改為全面出庭后,辦案人員將面臨較大壓力。又如,“成都市檢察機關試點轉為全部出庭后,也一度面臨辦案人員工作量劇增,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難題。成都市兩級檢察院在人、財、物資源的配備上均向公訴部門傾斜,截至目前,兩級院公訴部門新增人員84人。同時,有11個基層院公訴部門配備協助人員33人,極大地補強了公訴力量。” 〔5 〕
  面對上述新的轉變和挑戰,除增加和配備必要的人力投入外,司法實務上還可在簡易程序的立法空間內進行更簡易化的操作。具體設想為:1.進一步總結和采用有的地方已經試行的相對固定人員專職辦理簡易輕罪案件,實行檢察機關集中移送、法院集中開庭審理等簡便方法,使其規范化、科學化,為司法實務提供更合法有效、方便可行的操作程序。2.在實行簡易程序全面出庭的同時,對簡易輕罪案件采用簡易化出庭,節省公訴和審判的力量。具體是指1996年刑訴法所規定的而在司法實務中已經有成熟經驗的公訴人不出庭由獨任審判員進行審判的模式,可以在新刑訴法的框架內予以一定的改造后繼續沿用,尤其對于可能宣判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半年以下,及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等附加刑的輕微犯罪案件,可以大量使用最簡易化的方式,即法院在庭前審查階段,審判員就可對案卷進行書面審(以代替開庭時的庭審調查),必要時可提審被告人(或者利用“庭前準備會議”這一程序單方面召集被告人、辯護人),聽取辯方意見(以代替開庭時的法庭辯論),并擬訂判決預案。而正式開庭,主要是履行當庭判決(也可集中宣判)。在公訴人簡要提出指控,審判員核對被告人身份和確認被告人自愿認罪,并由被告人作最后陳述后,即可當庭快速作出判決。
  從國際上簡易化趨勢看,法院審判認罪的輕微案件,大多采用極為簡易的方式。如德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中就包含一種處罰令程序,這實際上是一種書面審的方式,對于認罪的輕微案件,檢察官可省略提起公訴程序,而申請法官直接以書面處罰令予以定罪處罰。只有當被告人因對處罰令不服而提出異議后,法院才須進入通常審判程序,否則就無須開庭審理。〔6 〕在日本的簡易程序中也有一種所謂的略式程序,也是根據檢察官的請求只進行非公開的書面審理,而完全省略開庭審理程序,法官根據提出的材料進行書面審理后即可作出略式命令,予以定罪處罰。〔7 〕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中也有此類書面審的簡易判決,根據最近修正的該法第449條規定,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徑以簡易判決處刑。但依簡易判決所科之刑,限于拘役、罰金或宣告緩刑的有期徒刑等等。
  筆者認為,域外書面審的簡便方式是可以為我國司法實務參考的。特別是對于當場拘留、扭送的現行犯及人證物證確鑿的輕微犯罪案件,可以采用這種快速審判方式。這類案件經過公安、檢察兩道工序的審查,再加上有被告人本人的自愿認罪供述,故法院采用快速的書面審理方式,一般不會損害司法公正和辦案質量。同時立法上已經賦予了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錯案的風險幾乎為零。即使有個別錯案發生,但由于其適用范圍限于輕微犯罪,且量刑受到嚴格控制,故對被告人的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的損害不會很大,并且被告人系自己故意作虛偽供述,對由此造成的錯案,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司法機關不承擔賠償責任,也不應承擔其他任何程序責任和實體責任。因此,總體而言,對于認罪輕微案件在庭審前采用書面審方式,在庭審中快速判決,既減輕庭審負擔,又是安全可靠的。何況上述設想的書面審僅限于庭前審查階段(包括“庭前準備會議”),最終還是通過立法要求的公訴人出庭的開庭審判方式作出判決,在司法實務中更具有可行性,也比國外的單純的書面審更具有安全性。
  三、新設審前確認程序和實務運作
  本次立法修改又一大亮點是賦予被告人對簡易程序的選擇權,設立了審前確認程序。適用簡易程序須經被告人同意,在司法實踐中早已達成共識。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決定適用簡易程序,要征得被告人、辯護人同意,并且被告人須作認罪表示。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中也強調規定,經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及辯護人同意,才能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新刑訴法吸收這一精神,在第211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判人員應當詢問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意見,告知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法律規定,確認被告人是否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這一規定,彌補了原有立法規定的不足,對于確保被告人對審判程序的選擇權和程序的公正性,確認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的自愿性、明白性和認罪的自覺性,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這項確認程序具體在審判前什么時候進行,立法尚不很明確。實務中仍可能發生究竟是在開庭之前,還是在開庭之后進行的問題,并且還發生該確認程序與新設的“審前準備會議”的關系問題。這些細節問題均有賴于具體的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在普通程序中,新刑訴法除保留并修改原有的“庭前審查”程序外,〔8 〕還特別增設了俗稱“庭前準備會議”的審判前的準備程序。新法第182條第2款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這一“庭前準備會議”程序,從立法條文安排來看,系設置于法院決定開庭審判之后,法院確定開庭日期之前。〔9 〕“庭前準備會議”對于事先解決一些與審判相關的程序性和實體性問題如申請回避、申請證人出庭、提出管轄異議、變更強制措施、清除證據疑義、開展庭前證據交換、梳理

案情爭議點等等具有重要價值,有利于保障庭審的順利進行,避免庭審的拖延和節外生枝,提高庭審的效率。通常認為“庭前準備會議”是為普通程序設置的,而簡易程序用于處理簡單輕微案件,從簡易化的本身要求而言,就無須適用“庭前準備會議”。這里產生兩個問題,一是在簡易程序中適用“庭前準備會議”是否合法;二是在簡易程序中適用“庭前準備會議”是否必要。
 筆者認為,對于第一個問題,立法未作明確規定,但也找不到簡易程序排除適用“庭前準備會議”的規定。按法理而言,有特別規定的,依特別規定辦,無特別規定的,則依普通規定辦。故在簡易程序中適用“庭前準備會議”也是法律許可的,不存在程序違法問題。對于第二個問題,需要結合具體案件情況而定。“庭前準備會議”不是必經程序,根據立法條款的表述,是“可以召集”,這意味著“也可以不召集”,實際是否需要進行“庭前準備會議”,全憑法官酌情定奪。并且既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全部到場,也可以根據了解情況的具體需要只召集其中部分人員到場,例如法官認為起訴材料中,被害人一方的訴訟要求和意見不明,就可以只召集被害人、訴訟代理人到場了解情況,而不一定召集公訴人和被告人到場;如法官為了進一步了解核實口供的情況,也可以只召集被告人單獨到場。而簡易程序中的審前確認程序,立法用語為“應當”,是必經程序,法官必須進行。如不進行審前確認程序而適用簡易程序,則剝奪或限制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可能構成程序違法或無效,在上訴審中甚至可能遭到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處理。〔10 〕
  那么,該項法定必經程序放在庭審當日進行好呢,還是放在“庭前準備會議”中進行好呢?從法律層面講,兩者都可以,都不違法。從節能效果講,兩者也差不多,因為審前確認程序是必經程序,本身不能省略,因履行該程序而必須要做的工作及工作量是無法減少的,只不過是先做后做的問題。如果放在庭審當日的開庭審理前直接進行審前確認程序,而不舉行“庭前準備會議”,于法亦無不可,并可能因省卻“庭前準備會議”而更簡化流程、節省時間。但因事先缺乏準備和摸底,被告人在庭審時突然變卦的風險可能增加,萬一被告人當庭對適用簡易程序持有異議或反悔,或發生翻供等情況,則會帶來程序中斷、倒流和轉換等麻煩問題,使法院審判處于被動,故也有其不利之處。相比較而言,審前確認程序放在“庭前準備會議”中合并進行,也許更穩妥、合適。在實務中完全可以把有關詢問、告知和確認被告人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內容作為“庭前準備會議”所要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庭前準備會議”中進行審前確認程序,這便于法官在開庭審判前,及早明確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態度和意愿,進一步確定是否適宜適用簡易程序或改用普通程序審理。在具體操作方法上,還可以采用書面的權利告知書的形式,將法律要求的告知內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一一載明,供被告人有較充分的時間閱讀理解并簽字確認。這些必要的詢問、告知和確認等前續問題,在“庭前準備會議”中一并予以解決后,同樣可以使簡易程序的庭審節奏更為簡潔明快,提高庭審的效率。我國臺灣地區2003年增設的簡式審判程序中規定:“于審前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并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后,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11 〕可見其也在庭審之前的“準備程序” 〔12 〕中進行告知和確認程序,并據此作出裁定。這一規定,也不妨為司法實務借鑒采納。
  四、送達期限的突破和實務運作
  新刑訴法保留了1996年刑訴法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普通程序中“關于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程序規定的限制”的規定,同時還特別增加規定了不受“關于送達期限”規定的限制。新增這一規定的立法理由,無非是為了便于實務中縮短送達期限。但對于最短可以短到何等程度,欠缺明文規定。按字面理解,即使發生今天送達明天開庭的情況,似乎亦無不可。這對于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顯然不利。
  在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后,向被告人、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的時間,根據新刑訴法第182條第1款的明文規定,應為“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同條第3款規定:“人民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應當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以前送達。公開審判的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上述的“十日以前”和“三日以前”分別是起訴書副本和傳票、通知書送達期限的底線。立法在普通程序中設置有關法律文書送達期限的底線,無疑應是經過慎密考慮和具有充分理由的。這對于保障訴訟各方及時做好準備和安排參訴應訴,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知情權等重要訴訟權利,同時也保障庭審的如期進行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于傳票和通知書送達期限的突破問題
  刑訴法關于上述傳票和通知書送達期限的規定,自1979年首次立法、經1996年修改至本次再度修改,其送達期限的規定始終不變,維持為“至遲在開庭三日以前送達”。其說明這一送達期限的規定,是經得起歷史考驗和實踐驗證的,是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今天在簡易程序的改革中,如要突破這一規定,是缺乏充分理由的。突破傳票和通知書送達期限的底線,對于提高簡易程序審判效率并無實質意義,對于保障各方訴訟參與人按期出庭也有弊無利。從立法平衡上而言,也可能帶來問題。因為新刑訴法第182條第3款還同時規定:“公開審判的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對于這一點,即使在簡易程序中也是必須做到的,并未允許突破。既然在三日以前必須先期確定開庭的時間并予公布,那么做到在三日以前送達傳票和

通知書也是同樣具備條件的,有何理由需要突破這一期限呢?故在實務運作中,以不突破該期限為好。如若真有特殊情況,非要突破不可,則必須同樣應該事先告知并征得被告人同意;否則,被告人可以據此反對適用簡易程序。
  (二)關于起訴書副本送達期限的突破問題
  關于上述起訴書副本傳送達期限的規定,1979年刑訴法規定為“至遲在開庭七日以前送達”;1996年刑訴法為強化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將該送達期限調整為“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本次修改后的刑訴法對此期限規定仍維持不變,但允許在簡易程序中突破。本次立法上的突破,可以追溯到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在該司法解釋中,第223條第2款就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送達起訴書至開庭審判的時間,不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的限制。”而本次新刑訴法的規定,顯然采納了最高法院的意見。
  在司法實踐中,之所以主張在簡易程序中可以突破起訴書送達期限的規定,主要是為了呼應審判期限比普通程序短的規定,以避免審判超期。1996年刑訴法第178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內審結。”本次立法修改,仍繼續規定“二十日以內審結”的期限(但可能判處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案件除外)。〔13 〕固然,在簡易程序中審理期限縮短為20日,給執行起訴書送達期限的規定帶來一定的困難,但這完全可以在實務中通過合理安排予以克服。特別是對于簡單的、輕微的刑事案件,在20日內審結和在至遲在開庭10日以前送達起訴書,并不存在執法上的沖突。另一方面,在實務中若想實現快速辦案,比如在受理簡易程序案件后7日內,或5日內審結,則受到起訴書“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的限制。這種突破,對于實現快速審判無疑是必要的。但仍應注意充分保障被告人有最低限度的時間事先取得起訴書副本,知悉指控內容和準備辯護的權利。同時,這種快速審判和快速送達起訴書的情況也應事先明白告知被告人并征得其同意。這樣,快速審判也許會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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